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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党史和党史工作相关论述学习和研究
发表日期: 2016-09-08 作者: 点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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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都高度重视党史和党史工作。他们对党史的作用、党史工作根本任务的确立、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的具体开展、党史人才培养等问题,做过多次深刻论述。本文试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相关论述作一个初步梳理和分析。

  一、高度重视党史和党史工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党史和党史工作。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在不同场合多次号召大家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如1939年,抗战期间,全国政局出现新的特点,一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全国性的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党迫切地需要在思想上统一全党,继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完成这个任务?毛泽东明确指出,“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614页。)著名的延安整风就是以总结党的历史开启的。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正确地总结了党从成立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多次强调“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邓小平非常熟悉党的历史,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十分重视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他亲自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一再强调:“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他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页。)因此,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础。

  江泽民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初,中国刚刚平息了政治风波,社会上思想比较混乱;国际上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曲折。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逐渐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党政领导干部,大多没有经历过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艰苦斗争,而且其中不少人未能直接参与建国后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历史经验不足。因此,反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分化图谋,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加大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青年干部的培养,使加强党史研究和宣传教育的任务更为紧迫。江泽民指出:“党的历史上许多光荣传统,就是我们党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优势。”“用什么历史教育青年,实际上是一场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党史工作的深远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提出,“党史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工作”,“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党史工作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明显”。(参见江泽民:《在上海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他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江泽民总书记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信》,《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把“正确地对待历史,善于总结经验”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胡锦涛:《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2006年7月,他在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他强调:“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人民日报》2006年7月26日。)

  党的十七大以后,习近平在中央分管党史工作,围绕加强新形势下党史工作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作出了很多重要指示。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尤其是教育青少年,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内容。要以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把党史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把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党的历史作为一项基本要求,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领导水平。”(《人民日报》2010年7月22日。)2012年党的十八大向全党发出“学习党的历史”的号召。12月底,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人民日报》2013年1月2日。)2013年七一前夕,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7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并把学习党史、国史上升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的战略层面。他说:“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人民日报》2013年6月27日。)这就将学习党史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总而言之,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党的历史的认识以及对党史工作的重视,体现了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深刻的历史思维。

  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党史工作肩负着为党修史立传、为党续写“红色家谱”的重任,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党的领导人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述。

  一切党史工作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早在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就提出研究党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其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先后反复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于保证党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党的历史观的侵蚀,其要害就是企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89年12月,江泽民在党建理论研究班的讲话中,提出了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口号的蛊惑,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滋长,严重侵蚀党的肌体,把党内一些人的思想搞得相当混乱。”(《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党的十七大后党中央鲜明地提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2010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党史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是多次提到:“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他以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为例,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2016年5月17日,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总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是一句空口号,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应当贯穿于党史研究、党史学习宣传等方方面面;是党史工作者必须履行的政治责任,应当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党史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到各项党史工作中,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关于实事求是,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邓小平也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334页。)江泽民指出:“党史研究工作要实事求是,注意社会效益,以便发挥党史的教育功能和历史借鉴作用。”(江泽民:《在上海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习近平曾专门对“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作出深刻阐述,提出了“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发挥五个“揭示和宣传”的作用,即: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参见《人民日报》2010年7月22日。)

  研究党史要尊重历史研究的客观规律,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客观公正地阐明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因此,研究党史还要正确处理政治和学术、历史和现实、研究和宣传的关系,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针对一些内容不准确、观点不正确的党史书籍流传社会的问题,江泽民指出:有些涉及到党史的书,内容真真假假,观点是是非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如果我们不很好地研究党史,不抓紧把研究成果编撰、出版,并让它发挥社会教育功能,那么像这一类的书籍就会充斥市场,就会影响党的形象,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参见江泽民:《在上海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习近平指出:“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党史研究工作者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和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的统一。”(《人民日报》2010年7月22日。)事实上,坚持党性必须做到科学性和求真务实,也就是说,党史工作的党性与科学性不是对立矛盾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党的领袖人物生平思想研究和评价十分重要,它不仅涉及领袖人物个人的问题,而是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是关系全局的问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教训就极其深刻,其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苏共历史、对苏共领袖人物的丑化和否定。与苏联和苏共不同的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的领导人都强调要深入研究和正确评价党的领袖人物。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邓小平反复重申:“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7、299页。)关于评价标准和原则,他说:“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4页。)具体到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他强调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另一方面,要“恰如其分”。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要认识到制度的决定因素,认识到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7、308—309页。)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对《决议》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14页。)。胡锦涛也多次重申,要很好地理解邓小平的历史观、方法论,包括他“关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公正、客观、有分寸,注意对客观环境、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性进行具体分析的论述”(胡锦涛:《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对此习近平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这六个“不能”,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也就是说,在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不仅要做事实判断,还要做价值判断,对历史人物作出评价主要应该是评价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他们的个人品德和才华;而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必须把他们放到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研究,放到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去评价。正如习近平强调的:“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3、693页。)总之,正确评价党的领袖人物,不仅关系到党的团结和政治的稳定,也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给党的领袖人物抹黑,也就是给党和国家抹黑。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始终给予高度重视。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史工作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要发挥党史工作对理论创新的推动作用、对党和国家决策的资政作用、对坚定理想信念的育人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世纪之初,面对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的新变化,胡锦涛提出开展党史工作要注重搞好“三个结合”,即:一是要把党史研究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结合起来,为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新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二是要把党史研究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认识,牢固树立跟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三是要把党史研究与探索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的规律结合起来,从中汲取有益于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水平的经验教训。(《人民日报》2001年7月1日。)随着党和国家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向前迈进,新的形势对党史工作提出新的任务。习近平强调,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党史工作才能更好地服务科学发展大局,也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科学发展。他说: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通过对党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为人们正确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提供历史依据和历史启示,更好地为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服务。(参见《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总而言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标志,是党史工作的根本遵循。只有牢牢把握党史工作正确方向,才能扎实推进党史研究和各项党史工作。

  三、提高党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提高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问题。习近平对“努力提高党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作了进一步深刻阐述。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一定要和现实结合起来,党史工作的重要目的在于服务现实。江泽民提出:“希望各级党委重视党史工作,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江泽民总书记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信》,《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胡锦涛正式提出,党史工作承担着“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根本任务。(《人民日报》2001年7月1日。)习近平指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人民日报》2010年7月22日。)他还对资政育人的含义作了阐释。他说,党史工作的功用归结起来是两项:一是资政,二是育人。资政,就是要通过深入的研究成果,用党的丰富历史经验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育人,就是要通过富有成效的党史宣传和教育,在引导舆论,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上发挥作用。(参见欧阳淞:《关于党史研究的成果转化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总之,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是党史工作的职能和优势所在。党史工作搞得怎么样,党史的研究和宣传教育有没有成效或成效的大小,都要放到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实践中来衡量,归根结底要用资政育人的实际效果来衡量。

  党史研究是党史工作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一方面,党史工作包括党史研究、党史学习教育、党史宣传、党史纪念活动等方面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党史研究始终居于核心地位,是做好其他各项工作的前提。另一方面,从实现党史工作根本任务来看,无论资政还是育人,都要以深入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离开党史研究,党史资政育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深化党史研究的必要性及深化党史研究的方式方法作过大量论述。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说,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他还说,研究党史,除了全面的历史的方法,还有一个“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9—400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于如何进行党史研究,邓小平作过多次阐释。他说:“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7页。),强调历史问题的解决不要老纠缠于历史细节,而要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着眼,不能让历史问题成为前进的障碍。当然,并不是说历史研究也是宜粗不宜细。相反,研究历史一定要详尽占有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考证。习近平更是多次强调深化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各级党史部门进一步处理好党史研究同党史宣传及其他党史工作任务的关系,把党史研究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和质量。2015年7月30日,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要求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他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等等。(参见《人民日报》2015年8月1日。)对深化抗日战争研究的要求,推而广之,也是对深化党史研究的要求。总之,深化党史研究是做好党史工作的看家本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史研究工作要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一突出、两跟进”,进一步突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研究,即时跟进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即时跟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理论发展。(参见《人民日报》2015年4月9日。)

  创新是党史工作发展的永恒主题。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找准并认真研究解决党史工作中存在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推动党史工作向前发展。江泽民多次强调要以创新的精神增强党史工作生命力。他指出,党史研究应该走出书斋,和社会实践,和党的当前工作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使人们在党史工作中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时代的气息。这样,党史工作才会引起全党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党史研究的发展也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坚实的群众基础。要把党史研究中考证史实和发现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既要考证史实,又要研究和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使党史工作贴近生活,更具有生命力。(参见江泽民:《在上海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胡锦涛强调,学习中国革命史,要注重学习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党和人民取得的实践经验不断上升为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丰富、发展理论的创新精神;学习他们善于运用民族语言和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回答和阐明中国革命理论和政策问题的理论方法。(参见《人民日报》2006年7月26日。)随着各种社会思潮竞相鸣放,党的建设日益面临大量新问题,以优秀的党史研究成果占领舆论阵地的需求更加迫切。习近平强调,要创新党史学习教育的方式方法。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党史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还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党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载体。要注重发挥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加大党史宣传教育和党史知识普及力度。(参见《人民日报》2010年7月22日。)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明,“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突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4页。)总之,创新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党史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党史工作生命力的着力点、着重点。只有不断扩展工作内容、创新工作方式和手段、增强党史作品活力和感染力、全面加强和改进各项工作,党史事业才能适应新形势,获得新发展。

  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党史工作队伍是党史工作的实践主体,其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党史工作的成效和水平。江泽民强调,“提高党史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很重要。”党史工作者“要加强史德方面的修养”,“要加强知识、理论方面的修养”,要“提高业务工作能力”。胡锦涛提出了“健全机构、稳定队伍、充实力量、提高素质”的十六字方针。他强调,特别是要注意保留和培养党史研究的骨干力量和学科带头人,充实青年专业人员,采取措施克服一些地方存在的“断层现象”,不断提高党史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努力适应新形势下党史工作发展的需要。(参见胡锦涛:《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习近平更是屡次强调,开创党史工作新局面,关键靠人才。他说,只有不断培养造就党史大家、名家,才能实现精品力作荟萃;只有党史学科带头人大量涌现,才能提升党史研究和党史宣传教育水平;只有建设一支高素质党史人才队伍,才能实现党史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参见欧阳淞:《关于加强党史工作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3期。)总之,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党史工作,必须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党史工作者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并且善于把党史系统外的党史研究队伍团结起来,共同为党史工作特别是党史研究的深化贡献力量。

  总而言之,党史工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当然要求,而这一根本任务的实现,需要党史研究以及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支撑。党史研究是基础,创新和人才培养是路径和手段,两者共生共存,互相促进,推动党史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党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综上所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党史和党史工作作出了重要论述。这些论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既有对党的历史经验和党史工作的科学总结,又将这些经验有机地融入革命斗争和治国理政的实践;既有对党史和党史工作宏观的定位和把握,高度重视党史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又统筹兼顾,着眼于全国党史工作的协调发展;既强调做好党史工作要有政治的定力、理论的积累和扎实的作风,又倡导需要具备开放的心态和开阔的眼界;既强调深化党史研究和加强资料征编等基础工作的重要性,又提倡创新党史工作的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等等。同时,他们相关论述之间保持着有机的联系,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随着时代的前进构成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现实的指导意义。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党史和党史工作的论述,为党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深远的历史视野和宏阔的战略眼光,对党的历史进行了新的科学总结,对党史工作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新的概括,对党史工作的创新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党史和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为新形势下做好党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不断开创党史工作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李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80〕

  稿源:2016年08月12日07:3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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